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美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电影为观众们带来了许多经典之作和难忘的明星形象。
审查制度对明星形象的建构和呈现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为后来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产准则》对20世纪30年代明星形象和电影制作带来的影响
女性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的明星形象建构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往往是通过公开的压制来实现。
20世纪20年代像鲍伊或瓦伦蒂诺这样的明星相对放纵的激情行为，在1930年代成为了审查对象，此时美国电影制片人和经销商协会重新推行《生产准则》以回应某些公民组织和教士的抗议活动。
电影《生产准则》不仅对犯罪和暴力场景进行夸张的描述，同时还包括激情场景、诱惑和混血等主题内容，它限制了早期1930年代的明星放荡的行为，譬如性感的金发女郎琼·哈洛和带有魅惑暗示的梅·韦斯特。
它把激情喜剧变成了闹剧喜剧，将童星和青少年表演者坦普尔、鲁尼、嘉兰和黛安娜·达宾和老人比里和罗杰斯变成了明星。
它迫使一些本来健康且有吸引力的明星找到社会可接受的激情替代物，譬如琼·克劳馥在屏幕上追求事业成功。
电影《逃情1934》中，这部电影是在生产准则实施后所制作的，盖布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寻常的境地，他必须拒绝克劳黛特·考伯特，并在盖布尔为他们两个床之间搭起的自制帷幕之前合法结婚。
自我的审查使得像盖布尔这样的演员对女性粉丝更具吸引力，但它也将激情驱逐到了地下，在战争年代积累了蒸汽，并最终在战时年代爆发后，重新定义了好莱坞。
战后时期明星的心理维度探索及其表演效果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包括克拉克·盖博、詹姆斯·斯图尔特、泰隆·鲍尔、亨利·方达、罗伯特·蒙哥马利和米奇·鲁尼在内的一些美国演员参军，创造了某种程度上的明星空缺，而新一代的男性明星则在努力的填补这个空缺。
已经确立的男性明星，亨弗莱·鲍嘉、詹姆斯·凯格尼、加里·库珀、埃罗尔·弗林、凯瑞·格兰特和斯宾塞·特蕾西，以及相对较新的演员，如阿博特和卡斯特洛、唐·阿米奇、戴纳·安德鲁斯、约瑟夫·科顿、宾·克罗斯比、约翰·加菲尔德、鲍勃·霍普、范·约翰逊、罗纳德·里根、约翰·韦恩和奥森·威尔斯。
歌舞明星贝蒂·格雷布尔的她作为海报女郎的化身，成为了美国陆军士兵的宠儿，在全球美国军营的墙上，她长腿的照片装饰着超过200万张海报。
另一方面，没有性感形象的葛莉嘉·嘉宝在1942年的《米尼佛夫人》中，成为代表家庭前线牺牲的典范。
金格·罗杰斯在1943年的《娇妻同盟》和詹妮弗·琼斯在1944年的《你离开后》中，代表了那些为了国家安全而留在家中的女孩，就如同朱迪·加兰和童星玛格丽特·奥布莱恩在1944年的音乐剧《圣路易斯见》里的表现一样。
最后，在英勇抵抗运动中，英格丽·褒曼在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和1943年的《丧钟为谁而鸣》中，成为浪漫和爱国主义的完美结合。
明星身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发生了变化，因为演员开始突破古典的社会、激情行为和心理行为的极限。
卡里·格兰特曾经在1937年的《可怕的真相》、1938年的《小婴儿》和《假日》中饰演英俊的浪漫男主角。
但在1941年的《嫌疑犯》中探索了他银幕形象的更暗淡一面，扮演一名被怀疑是谋杀犯的人，而在1942年的《谈论城镇》中则出演一位逃避警察的小城镇激进分子，在1944年的《孤寂无依的心》中饰演一个声名狼藉的伦敦流浪汉。
音乐喜剧歌舞演员迪克·鲍威尔和弗雷德·麦克默瑞也为自己的角色接受了类似的形象改造，前者在1944年的《我要谋杀》中饰演侦探菲利普·马洛，后者则在1944年的《双倍赔偿》中扮演精明的保险销售员杀手瓦尔特·内夫。
博加特在1936年的《石化森林》和1939年的《狂欢年代》到1940年代的浪漫男主角1941年的《马耳他之鹰》，这都代表着领军男星试图重新定义自己形象的另一面。
博加特没有玷污自己的角色形象，而是将其打磨得更加完美，但在此过程中，博加特在其好人角色中也带有了黑帮的色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立特质的融合，创造了那种支配黑色电影的反英雄形象。
战后时期命运多舛的女性也再次出现，但这一次的命运多舛的女性都是土生土长的、邻家女孩类型，而不是来自国外的诱惑者。
像丽塔·海华丝1946年的《吉尔达》、1948年的《上海夫人》、劳伦·巴考尔1944年的《有与无》、1946年的《长眠》和拉娜·特纳1946年的《邮递员总是按两次铃》等。
还证实了西达·巴拉在美国出生，但在20世纪10年代，她被工作室宣传人员赋予了非洲和欧洲混血的祖先和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名字：西奥多西娅·古德曼。
先前曾被导向创造家庭或职业的美国女性突然反叛，揭示了其灾难的潜力。
尽管这种激情行为最终被控制住，但这种激情行为仍然出现为革命性的，赋予了女性权力，尽管这个权利十分短暂。
观影人群分化与好莱坞明星形象风格的多样化
如果说完美是古典明星的特点，那么战后明星们会暴露并利用自己的缺陷，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大的真实感。
提洛恩·鲍尔、埃罗尔·弗林或罗伯特·泰勒的俊美外表，被博加特或罗伯特·米彻姆等人的粗犷特征所取代，米彻姆也曾形容自己看起来像“断鼻子的鲨鱼”。
演员也开始探索他们银幕角色的心理维度，揭示了他们看似透明的心理构造实际上被心理复杂性所混淆。
博加特在1948年的《西北旅行记》中开始与自己对话，并在1950年的《孤独的地方》中出现了精神病倾向。
爱德华·罗宾逊在1945年的《猩红街头》中听到声音，詹姆斯·卡格尼则在1949年的《白热》中成为了一个有着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病杀手。
詹姆斯·斯图尔特在弗兰克·卡普拉于1930年代拍摄的喜剧电影，1936年的《德佛先生去城里》和1939年的《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中扮演天真的小镇民粹英雄角色。
然而在安东尼·曼于1950年代拍摄的西部片1953年的《裸山谷》和1955年的《来自拉拉米》中则扮演着愤恨、焦虑和复仇的牛仔。
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于1950年代拍摄的悬疑惊悚片1954年的《后窗》和1958年的《迷魂记》中，他则扮演着心理障碍的窥淫癖者和性癖狂人。
甚至就连约翰·韦恩也在1948年的电影《赤色河流》中扮演顽强、专横的牧场主时出现了神经质。
在1956年的电影《追寻者》中扮演一位社会疏离、郁郁寡欢、暴力倾向和具有种族歧视思想，印第安斗士，甚至还迷恋上了自己兄弟的妻子。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韦恩、斯图尔特和其他明星变得越来越跟风。
好莱坞充满了像蒙哥马利·克利夫特、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这样的饱受折磨、紧张不安的年轻演员，他们体现了1950年代青少年的疏离感、痛苦和敏感性。
克利夫特、白兰度和迪恩，以及芭芭拉·贝尔·格德斯、本·加扎拉、朱莉·哈里斯、保罗·纽曼、杰克·帕兰斯、李·雷米克、罗德·斯泰格、伊利·瓦拉赫、雪莉·温特斯和琼·伍德沃德，都在纽约的演员工作室学习表演。
在那里，苏联戏剧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被李·斯特拉斯伯格、埃利亚·卡扎楠等人采纳并加以改进，成为“方法”的基础。
这种训练方法要求演员利用自己的过去经历和情感历史作为塑造角色内心认同感的基础。
演员工作室在20世纪50年代因其成功培养演员而变得非常有名，即使是像玛丽莲·梦露这样的已经成名的明星也在那里学习表演。
然而，并不是所有20世纪50年代的演员都是通过这种暴露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获得明星地位的。
鲍勃·霍普、宾·克罗斯比、加里·库珀、格里高利·派克、多丽丝·黛、洛克·哈德森、简·怀曼、威廉·霍尔顿和兰道夫·斯科特在这个十年里支配了票房。
但在20世纪50年代，观影人群已经从战前的普通观众分化成为了许多特殊利益观众，其中包括：崇拜迪恩、白兰度和后来的猫王艾维斯·普雷斯利的叛逆青少年，他们喜欢更性感、年长的明星，如玛丽莲·梦露、金·诺瓦克、威廉·霍尔顿和格雷戈利·派克的大学男女。
家庭主妇们则喜欢洛克·哈德森、简·怀曼、阿娃·加德纳、琼·艾莉森和苏珊·海沃德，而保守的老年观众和家庭观众则喜欢迪恩·马丁和杰瑞·路易斯的喜剧，以及由罗伯特·泰勒或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圣经史诗片。
许多稳定的1950年代明星在1960年代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票房吸引力。
詹姆斯·迪恩在1955年完成电影《巨人》之后在车祸中去世，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在1957年拍摄电影《雨树县》时受到严重伤害，从未恢复过早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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