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现代社会中移民和融合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很多电影通过展示移民的经验和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鼓励融合和多元化的主题，来推动社会的公平以及文化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电影如何展示移民的经验和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如何通过鼓励融合和多元化的主题，推动更加包容和进步的未来。
<——电影和艺术作品如何展示移民的身份认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说过，笑话在个人层面上的作用是一种解放的形式；他们为那些嘲笑他们的人提供了必要的治疗性释放，以摆脱压迫普通人的严重忧虑和关切。
作为一种大众形式，喜剧的流派致力于释放整个社会试图控制的东西，简而言之无论一个社会压抑什么，它通常都会以喜剧的形式返回来嘲弄它。
这在莎士比亚式的愚人身上经常发生，他讲述了其他人不敢说出口的真相。
只有在喜剧中，我们才会认真考虑将妈妈从火车上扔掉或让小孩独自待在家里的想法。然而，美国现代心理深处显然存在着对家庭的矛盾情感，等待以喜剧的形式找到表达方式。
因此研究电影喜剧是要看一个文化集体无意识的梦境，将它“放在沙发上”，并让它谈谈导致它所产生的力量。
如果美国电影喜剧玩弄性别、族裔和阶级差异，那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文化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否认了它们的存在。
而且因为喜剧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美国电影喜剧经常能够比其他更“官方”的类型公开地处理这些问题。
例如无声喜剧充斥着利用种族和民族差异的视觉笑话，并表达了贯穿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
在1925年《七个机会》中，巴斯特·基顿在27岁生日前拼命寻找一个女人结婚，以便继承700万美元。
巴斯特·基顿在街上看到了几个可以成为新娘的人，但当他的其中一位新娘是黑人，另一个是犹太人时他犹豫了一下并匆忙离开。
马克兄弟会通过角色奇科反复嘲笑意大利移民，他的重口音和破碎的英语成为与格鲁乔进行广泛文字游戏的源泉。
在1933年《鸭汤》中，他们模仿黑人音乐和唱歌风格，将传统的黑人歌曲“上帝的孩子们”改编成为了一个名为“上帝的所有孩子都有枪”的歌曲。
电影中他们穿着“西瓜笑容”和“左右晃动”唱道：“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所有上帝的孩子都有枪，因为所有上帝的孩子都有枪，我们将在战场上走来走去。”
这些年有关于移民类型的喜剧几乎已经从大荧幕上消失，但在电视上仍然蓬勃发展。
1971年在美国上映的电视剧《一家人》，偏执的阿奇巴克纳成为整个电视剧中的滑稽中心，剧中的主角经常将犹太人称为“赫伯斯”，西班牙裔称为“辣妹子”，黑人称为“黑熊”，意大利人称为“粪便”。
阿奇的争议性在于对移民的讽刺和挖苦，不仅能让与他一起笑的人发笑，也能让嘲笑他的人也发笑。
20世纪70年代中期，“周六夜现场”以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和日本人作为持续性笑料的对象。
《彩色生活》故意将低俗堕落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将过去“无意识”的移民转化为“有意识”的移民。
该节目的滑稽短剧探讨了各国移民生活中的细微差别，同样无节制地嘲笑黑人、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与《一家人》一样，这里的幽默重点在于揭露观众可能持有的任何隐藏偏见，将其稍微以夸张的形式重塑，并让观众嘲笑它。
<——电影融合多元化主题，推动公正和平等的未来——>
美国喜剧在利用我们的移民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涉及到差异如何被弥合和建立一个更统一的美国社会的过程。
正如诺思罗普·弗莱所指出的，“喜剧的主题是社会的融合，通常采取将一个中心人物纳入其中的形式。”
喜剧的主题不仅包括通过婚姻创造情侣和通过吸收个体进入更大群体中创建社区，而更一般的主题，包括独特的美国主题——移民经验，这个主题在影片喜剧中得到了阐述。
从查尔斯·卓别林的1971年《移民》到罗宾·威廉姆斯和保罗·马祖斯基的1984年《莫斯科的哈德森》以及彼得·威尔的1900年《绿卡》等影片中都有所体现。
移民有关主题的内容在卓别林的作品中得到了展现，卓别林的“流浪者”角色体现着对社会的基本矛盾心态。
卓别林寻求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但反复发现自己无法顺应其要求，因此卓别林的喜剧经常打破了这个类型的预期，敲响了一种悲剧的调子，这让整个电影的喜剧效果更具含义。
在1928年《马戏团》和1936年《现代时代》等电影中，流浪汉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并踏上了寻找更乌托邦的社会体系的旅程。
卓别林的大部分喜剧都源于他自觉去适应和赢得他人认可的努力，与他天生对权威的抵制和拒绝社会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样电影《哈德逊河上的莫斯科》和《绿卡》中的大部分幽默都源于移民英雄尝试适应一个看似陌生的美国文化。
在《哈德逊河上的莫斯科》中，罗宾·威廉姆斯的追寻美国精神之旅将他带到了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哈林区，然后到了下东城。
在这个以工人阶级的黑人和西班牙裔为主，并有像罗宾自己一样的新移民的纽约市里。他并不是进入了一个社区，而是发现自己已经是其中的一部分。
《绿卡》中杰拉尔·德帕迪约遇到了有些不同的美国文化，这个文化主要由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白领职业人士组成，其中部分代表是他为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结婚的女人安迪·麦克道威尔。
德帕迪约并不完全适合麦克道威尔周围虚假炫耀的纽约年轻人世界，并试图“拯救”她，这对夫妇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一种他们独自居住的温室伊甸园。
当他们编造过去的浪漫历史来愚弄入籍和移民局时，他们所创造的虚构变成了现实；他们的假结婚关系逐渐转变为越来越亲密和关爱的关系。
电影对虚伪的批判和对真实感情的赞美，将其推向了卓别林式的悲剧而非喜剧的胜利，德帕迪约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正直。
在被询问时德帕迪约最终向移民局坦白了与麦克道威尔的婚姻真相，这一举动讽刺性地封印了他们内部关系的诚实性，同时表面上又将其分离开来。
尽管德帕迪约实际上失去了他的绿卡和他的女孩，但在象征意义上，他们俩都被重新赢回了证明他的价值，不仅作为一个潜在的公民更是女主角浪漫情感的对象。
虽然只有少数美国喜剧明确涉及移民经验，但可以看出这种经验在数百部其他喜剧中被重新定位和重塑，其中一个人努力融入社会。
通过喜剧整合的主题美国电影喜剧展示了我们民主社会结构的灵活性，通过吸收新成员并将他们整合到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中，其团结和多样性超过了旧秩序。
电影喜剧的典型结局将涉及婚姻或其他仪式性庆祝，以形成新社区并从典型开始的混乱中产生出新的生机，它暗示着一个产生混乱的垂死世界的再生。
就像1934年的《一夜风流》是以一个“糟糕的”婚姻开始，这个婚姻是一个女继承人和一个花花公子名流之间的婚姻。
接下来的90分钟电影向女继承人和观众解释为什么这种婚姻是错误的，它以打破另一个虚假的婚姻而结束——女继承人和名流计划重新许下最初的誓言的公开仪式。
然后庆祝正确的婚姻：柯芭特逃离了仪式，回到她真正爱的中产阶级报纸记者那里，在迅速取消最初的“错误”婚姻之后嫁给了他。
在这个最终的婚姻不仅因为柯芭特和盖博真正相爱，而且它通过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的象征性婚姻来化解了社会内部的分裂，建立了新秩序。
1984年《人鱼情缘》提供了一个更近期的重新加工此公式的例子。它设定了一个人与一条美人鱼之间的跨物种爱情故事，并将其延伸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局。
在最后汉克斯和汉娜一起游向一个水下乌托邦的新生活，这个乌托邦被理想化的城市，在所象征融合的主题往往涉及外部人士对他们进入的社会体系进行转变，并从内部再生。
1980年电影《九到五》赞扬了简·方达、莉莉·汤姆林和多莉·帕顿扮演的三名秘书，为夺回他们的办公室免受腐败老板的沙文主义暴政所做出的努力，并建立一个新的更温和的秩序来代替旧的秩序。
在1988年《上班女郎》中传统的办公室等级制度被打破了，因为一个低下阶级的秘书特丝在不告知她的上层中产阶级老板就达成了一笔大交易。
特丝在规定制度之外的工作，她与另一家公司的上层中产阶级男性高管合作，他们一起创建了一个理想的商业团队，比现有体系内的任何搭配都更高效。
这个新秩序民主地结合了不同阶层的成员，最终战胜了旧的等级制度的系统，因此该电影赞扬了独立、创新和打破规则的喜剧美德。
<——作者观点——>
通过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展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移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并鼓励融合和多元化的主题，推动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和文化发展。
只有通过不断理解和宣传这些价值观，我们才能够创建一个更加包容和进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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