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由“女儿”成为母亲后，迎面而来的是对她“母性”和“母职”的要求与讨论。
长久以来，因为女性独有的生理构造——拥有生育和哺乳的能力，使得在社会话语中，女性成为育儿的主要承担者。而为了维护生育、繁衍的合理性，“母亲”被看作是女性必须也乐于承担的一个角色，母职也成为母亲必须完成的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中贤妻良母的行为准则也对女性的身份特质、性别功能以及活动空间做出了规定。
在封建社会，母亲大都终生居于家庭，终日为子女、丈夫、公婆的饮食起居操劳。生育子女、照顾家庭成为其必须履行且唯一能够的履行的职责——或者说，在封建社会，“母亲”是一个女人生育后唯一能够从事的“职业”。
进入近代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培养良母为目的、重在达到“强种”效果而采取的妇女平等教育权措施的实现，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跨出的重要一步。
而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推进，更多的中国妇女得以走出家庭，而当女性逐渐脱离家庭、原本的家务时间和精力被社会事务占据以后，原有“贤妻良母”身份开始变得残缺。
进入快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现代女性“贤妻良母”行为准则与现代独立女性意识的交锋尤甚。
“现代母亲”被要求在家庭私领域以及社会公领域中都表现的出色，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不然她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失职”的母亲。长久以来，母亲作为一种个人信仰、社会意识、民族精神的榜样，为父权制提供着益处。
因而父权社会长久以来，坚持不懈地对“母性”与“母职”加以强调和美化。把女人的人生价值同母亲身份紧密相连，以歌颂、赞美的方式强加给母性温柔、伟大、无私、奉献等等正向标签，彷佛只要成为一个母亲，就必须伟大无私，“牺牲”成为母亲的宿命。
这在电影叙事中体现为，主流电影总是把母亲塑造成温柔沉默、尽职尽责、无欲无求的“良母”形象，这和现实生活中多样的母亲形象并不相符。
而这表面上赞赏母亲的伟大，实则是为约束女性所设下的文化陷阱，导致女性在长期“被歌颂”被“崇高化”的阴谋中“骑虎难下”，进行自我感动式的严格自我约束。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成为母亲意味着失去作为女性主体的爱欲与自由。
而在女性电影中，“母亲”既是一个需要履职的母亲，更是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女人。
如《找到你》中三个性格、阶层不同的母亲：独立强势的中产母亲李捷、无奈坚强的农村母亲孙芳、无助脆弱的主妇母亲朱敏；《血观音》中的“老奸巨猾”的棠夫人、放荡自弃的棠宁；
《相爱相亲》中固执强势的岳惠英；《嘉年华》中脾气暴躁的小文妈妈；《妈阁是座城》中的看重情义的梅晓鸥；《送我上青云》中天真无知的梁美枝；
《过春天》中渴望爱情的阿兰；《春潮》中的暴躁专制的纪明岚、沉默冷静的郭建波等等。这些女性电影中的母亲形象，大都没有像传统的良母一样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履职，而体现出母性的“失职与越职”。
而女性电影对“非良母”形象的塑造，不仅对传统意上“母职和母性的神圣化”进行了颠覆性塑造，还将长久处于父权制压迫之下的、母亲作为女性主体的诉求表达出来，从而起到了松动男性话语的作用。
“母职”是母亲在父权制家庭中权利与义务的能指。男权社会，女性通过生育被纳入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体系之中，从而进入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体系、进而拥有部分男性“家长”权力。
与此同时，被纳入男权话语体系之中的女性也不能再离开母亲这一角色，一旦她抛弃家庭，就会被认定为一个失职的母亲，非但会丧失所有权力，还会背负各种骂名.
母职作为女性自身与所处的大环境共同建构下的产物，女性自身是被形塑者，同时也是参与形塑者。
当下快节奏、高竞争的社会生活使现代女性很难履行传统文化中的母亲职责——至少外出工作的母亲，很难做到母职的身体在场。而丈夫在育儿工作中的“不作为”乃至缺席，直接导致现代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都要承担繁重的育儿工作。
长久以来的“母职”文化又加重了现代母亲的精神焦虑。这在近年来国产女性电影的创作中体现为传统的“良母”形象被颠覆，失职的母亲充斥银幕之上。
在这其中，母亲的失职主要表现在缺席子女成长过程、不能与子女有效沟通、缺乏对子女的精神关怀以及对子女情感的冷漠等等。而母职的缺失既有着现代女性自身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也是在生存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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